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可以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被追加的股东为公司的，由于该公司的股东不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申请执行人无权在执行中申请追加该公司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二）卓纬点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18条等规定，债务人的股东可能因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事由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但在股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能否再继续申请追加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则未有明确规定。本案代表了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观点，即追加被执行人应遵循事由法定原则，不得随意扩大解释，追加被执行人以一次为限，无法追加股东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实务中，可能产生更大争议的情形是，若实体判决已基于公司法相关规定判令股东承担股东责任，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还能否继续追加股东的股东？多数法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生效判决已认定股东责任，则股东此时已为案件被执行人，不涉及在一个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的股东之情形，典型如(2024)沪0116民初12734号案。但亦有法院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债权人对债务人股东的权利主张是否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均无法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的股东，否则将违背公司人格独立的原则，典型如(2022)鲁07民终3190号案。在本案说理部分，法院论证不得追加的理由为“对实体权利的确认应由审判程序完成……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实质是不经审判程序确定了被追加执行人的实体义务，本身已扩张了生效裁判的效力。适度的扩张可提升效率，但不能过度扩张”。若法院对于追加的核心顾虑为审执分离要求，则在诉讼阶段增加股东为被告，仍有较大可能在执行程序中将股东的股东纳为责任主体。

（三）应对建议

在制定诉讼方案时，若研判债务人股东的股东具有偿付能力，建议优先考虑在诉讼阶段将股东列为被告，进而为执行阶段进一步追加争取空间。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系被执行人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而产生的利息，具有惩罚性及补偿性，该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在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内，抵押权人就该部分主张优先受偿的，不予支持。

（二）卓纬点评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是否属于担保范围、能否优先受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若担保合同对此未明确约定，虽有个别法院认可将迟延履行金视为违约金而计入优先受偿范围（典型如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217号案），但多数法院的观点为该笔款项本质上为一种具有惩戒和赔偿性质的法定执行措施，目的在于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而非弥补债权人的损失，无法被纳入“违约金”或者笼统的“利息”概念之中，故若无明确约定，则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典型如本案，以及北京三中院(2022)京03民终3310号等案）。在合同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执行程序中，大量法院基于合同约定支持了债权人就迟延履行金优先受偿的请求（典型如重庆四中院(2024)渝04执复8号等案）。然而在破产程序中，将具有惩罚性质的迟延履行金认定为优先债权将降低其他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受到破产法公平清偿之理念影响，不乏法院虽查明合同对此已有明确约定，却仍然驳回了债权人要求确认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优先债权的诉请（典型如杭州中院(2018)浙01民终8493号、嘉兴中院(2020)浙04民终762号等案）。

（三）应对建议

建议金融机构在担保合同中写明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属于担保范围。

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法律性质直接影响投资者索赔范围。本案中，法院认定该交易属于“让与担保”，投资者虽将股票过户给证券公司，但仍保留所有权及股东权益，相关股票应纳入索赔计算范围。

（二）卓纬点评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本案中为投资者）为担保债务清偿，将担保标的物（股票）的整体权利，通常为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证券公司），不过在债务履行完毕后，标的物的整体权利又会回归于担保人（投资者）。在这种模式下，投资者保留股票所有权及股东权益，是基于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从其原理来讲，股票过户只是为了给证券公司提供担保权益，投资者本质上依旧对股票拥有所有权，也因此享有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公司决策的投票权、获取公司盈利分配的红利权等，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相关股票应纳入索赔计算范围便是基于这一权属认定。从法律关系厘清角度，法院突破形式外观，以“让与担保”定性该交易，明确证券公司仅获担保性权益、投资者保留股票所有权，解决了此类交易中权属认定的模糊地带，为同类案件提供“实质重于形式”的裁判范例；在投资者保护层面，将约定购回式交易涉及股票纳入索赔范围，避免因交易形式导致投资者权益落空，切实维护了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实际权利人”的损害赔偿权。

（三）应对建议

证券公司在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时需明晰法律关系，防止因约定内容，陷入法律关系模糊地带，进而引发争议。

信托公司的间接股东在信托单位到期后，向投资人出具《承诺函》，承诺按本金加固定收益受让其信托受益权。法院认为《承诺函》不属于刚性兑付而无效的情形。《承诺函》并非提供担保或增信，而是受让信托受益权份额，故无须经由出具主体公司决议程序决定。信托公司股东应当受《承诺函》内容约束。

（二）卓纬点评

在信托/资管类案件中，受托人/管理人的股东、实控人等关联方向投资者作出差额补足、回购份额承诺的效力问题，一直争议较大的问题。相关争议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受托人或管理人的关联方作出的保底承诺是否构成刚兑。第二，产品到期不能兑付的情况下作出的保底承诺是否构成刚兑。第三，差额补足、份额回购等形式的承诺是否应当适用公司法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案中，法院明确认定信托公司关联方作出的回购承诺不属于刚兑无效的情形，亦无需公司决议。

（三）应对建议

我们建议，信托公司及其股东在业务中尽量避免向投资人承诺差额补足、回购等可能构成刚兑的行为。此外，对于投资人来说，虽然本案认定《承诺函》有效，但相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我们建议投资人在接受相关增信措施时，要求出具主体提供公司决议文件，并避免由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相关增信措施。

虽然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职业类型作出限制，但投保流程既不包括被保险人职业选择，投保须知也未显示具体职业分类明细，投保平台亦未提供被保险人主动告知职业类型的方式，应视为保险人放弃对被保险人职业类型的核保。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及拒赔。

（二）卓纬点评

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应将其所知的与保险合同订立有关的重要事项如实向保险人披露，否则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拒绝理赔。在告知方式上，我国采询问主义，即投保人仅在保险人要求下承担告知义务，大大减轻了被保险人的负担。网络投保场景下，保险人通常通过询问表单等方式进行书面询问，由投保人自主填写和操作完成投保，因此，如何科学、合理设置投保流程和询问表单的内容、呈现方式，对保险人十分重要。本案为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职业类型影响其所参与活动的危险程度和风险状况，进而对保险责任产生影响，保单对职业类别作出相应的限定应属合法有效。但保险人并未设置相应的提示告知或要求被保险人主动提供职业信息的机制，应视同保险人未进行询问或放弃对职业类型的核保，其无权再以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合同。

（三）应对建议

金融争议解决为卓纬争议解决部特色法律服务。卓纬金融争议解决组专注于金融领域的诉讼仲裁、资产处置和新型交易的风险诊断，在各级法院及仲裁委代表金融机构处理担保合同、信托资管、虚假陈述、信用保险、名股实债等复杂争议，为金融机构打赢了多个重要攻坚战。依托于丰富的实操经验，卓纬被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在多个大额债权清收类项目中协助客户回收了超出客户预期的款项，并为客户的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等新型交易提供风险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