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资管公司调查问卷中积极型投资者的得分为61—100分，得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者问卷得分为66分，且从勾选内容“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来看，问卷不能得出投资者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法院最终酌定某资管公司赔偿投资者部分损失。

北京朝阳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度，该院以判决结案的151件案件中，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有79件，占比高达52%。在相关金融产品纠纷案件中，法院通常围绕是否充分了解客户、是否充分了解产品、客户与产品之间是否匹配来查明认定金融机构是否充分履行适当性义务，进而确定金融机构是否担责。但需注意的是，随着投资者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仅形式合规并不足以使得金融机构免责，本案即为典例。风险问卷调查是金融机构了解客户的重要方式，虽然形式上客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与产品风险相匹配，但法院仍实质审查了调查问卷内容，从投资者勾选内容、本金损失意愿及投资者类型对应的区间值进行分析，认定卖方问卷调查结果未能真实反映投资者风险承担能力，卖方未实质了解客户进而未完成适当推荐义务。

金融机构设置的调查问卷应全面如实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意愿。金融机构可基于本案，排查调查问卷中各问题分数的分值是否合理、重大事项是否遗漏、标准是否过于主观、是否诱导投资者凑分、得分区间跨度是否过大等情况。对明确回答仅可容忍少量本金损失但却被归类为较高风险偏好等级的投资者，金融机构应特别注意是否就产品的高风险特性进行了强化说明，确保该等具有保守倾向的投资者是在充分知晓并理解产品风险的前提下自主做出的投资决定。

“对最高贷款限额的调整只限于通知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同意合同项下每一笔借款均为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的共同合意”的格式条款，剥夺了共同借款人对授信额度调整、借款金额变化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不合理加重了共同借款人的还款责任，属于无效条款。银行未举证证明其已就授信额度调整向共同借款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也未举证证明共同借款人同意该额度调整，故二审改判共同借款人仅对原授信额度下的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本案中，授信申请书由夫妻二人共同签署。实际放款时，由丈夫在手机银行上自助操作、贷款资金即转入丈夫指定账户，而妻子作为共同借款人对于调整授信额度、实际借款等事项无法知情。实务中，部分金融机构依托于贷款合同中拟制的通知和默示同意格式条款，并不会额外通知共同借款人并征得其同意。本案法院则明确指出，最高贷款限额的调整及实际借款金额是金融借款合同的核心内容，事关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共同借款人有着重要影响，不得通过格式条款予以剥夺。需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民法典》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若格式条款仅是“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则提供方在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后，该等格式条款仍可构成合同内容；但若格式条款涉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则该等格式条款绝对无效。本案法院明确认为该等条款因加重对方责任而绝对无效，未在金融机构是否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层面进行论证分析，可见共同借款人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被法院提升到了较高的保护地位。

建议金融机构完善授信调整通知机制，确保共同借款人对贷款限额变化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避免仅依赖格式条款免除自身通知义务。相应地，应在合同中合理设计关于共同借款人的通知送达条款，如预留联系方式、明确无法联系时的责任处理、异议提出方式以及未及时异议的后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