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反垄断法》下已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则。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涉及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计算、市场进入障碍评估等复杂问题，门槛较高。而虽未达市场支配地位，但在特定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存在利用优势“恃强凌弱”现象，这种现象无法用《反垄断法》规制。

这一背景下，在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送审稿中，首次引入了“禁止利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这几乎在《反垄断法》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之外，另建立一套与之平行的规范。然而，该条款定义模糊，有适用过宽而“覆盖”反垄断法、导致过度干预的风险，引起巨大争议，在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未被采纳。

至2022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发布征求意见稿，“相对优势地位”条款再次被引入，定义相对优势地外，列举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禁止进行的七项行为，这与2016年立法思路几乎一致，再次引起争论。

在2024年修订草案，条款又经大幅调整，充分限缩了规制范围。

本次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文本中，未再定义“相对优势地位”概念，将规制主体定位于“大型企业等经营者”，将所规制的行为限制于强迫接受明显不合理交易条件、拖欠账款两种。这使得正式公布的条款不再是《反垄断法》之上的叠床架屋，而成为与《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协同、专注于解决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小口径规定。

根据条文表述，构成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要件如下。

其一，行为者需为大型企业等经营者。其中，“大型企业”的含义可参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三条，指中小企业以外的企业（何为中小企业后详）；“等经营者”所指尚不明确，应系与大型企业相当的事业单位等非企业经营者。

其二，行为对象是中小企业。参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三条，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目前，明细划分标准有工信部2011年公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但该规定时间已久远，是否仍适用、如不适用目前的标准为何，尚待在实践中探析。

其三，行为者具有优势地位。条文中列举的优势地位包括“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例如，具有关键专利、独家产品、广泛销售网络、较高的行业话语权等，导致中小企业对行为方依赖度高。个案中行为方是否有优势地位，需根据具体情形判断。

其四，行为者设置了明显不合理交易条件，或拖欠了账款。“明显不合理交易条件”的例子有：付款期限，设定超长的远超行业惯例的账期；付款方式，要求以设备折价方式抵扣货款；付款条件，约定项目全部完成并通过质保期后才付款；违约责任，约定单边的超高比例违, 约金。具体条件是否“明显不合理”，需根据行业通常做法、具体项目特征等分析。

拖欠账款，可能是不合理交易条件的结果；也可能是行为方直接违反合同拖欠账款，但又凭借优势地位，压制中小企业的追索账款行动。

一旦构成滥用优势地位行为，最直接的法律后果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有权责令改正及作出处罚的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收权至省级，可见该制度尚待成熟，仍需统一尺度、排除地方保护。

除行政责任外，另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滥用优势地位所设置的“明显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作为合同条款是否无效？这取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五条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五条而设置明显不合理交易条件的行为，既然在行政责任方面应罚，那么所设置的交易条件自身无效，也顺理成章；否则，将出现“一方面条款违规受罚，另一方面又赋予违规条款以约束力”的现象。简言之，滥用优势地位而设置的明显不合理的合同条款，应属无效。然而，合同条款（如账期、付款条件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后，相应的交易条件应如何确定？这有待对司法实践的进一步观察。

鉴于滥用优势地位行为可能导致行政处罚，并影响合同条款效力，建议有关大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当的事业单位等：

1) 识别自身是否在特定领域存在优势地位。

2) 在优势地位领域，注意梳理制式合同条款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情况，如超长账期、不合理支付条件、单方面过苛刻的违约责任等，并予以调整。

3) 在订立特定业务合同时，需识别交易对象是否属于中小企业。如是，需额外留意交易条款的平衡、合理性，并留档磋商过程，以备纠纷时作为合理性佐证。

4) 改善支付流程，避免因企业自身流程问题而被认定为拖欠账款。

5) 加强与中小企业的沟通，增强互信，有条件可建立中小企业投诉渠道。一方面避免因沟通不畅导致的无谓争议；另一方面，在出现纠纷时，亦可根据此前沟通情况，佐证并不存在滥用优势地位拖欠款项之故意，或不属“情节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