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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仲半月谈第5期丨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
日期:2022/6/16

商事仲裁与商业交易相伴而生、同步发展。当事人是程序的主人,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仲裁凭借其高效、灵活、便捷、保密的特点,已成为化解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


卓纬律师事务所长期深耕于商事争议解决业务,在境内、跨境商事仲裁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特别设立“卓仲半月谈”专栏,探讨、分享仲裁领域的相关问题。本专栏为半月刊,聚焦于仲裁业务的实操问题,旨在梳理实务经验、形成仲裁领域业务知识的速查手册,以飨读者。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商事交易中,尤其是金融、投融资类交易中,在主合同之外,当事人之间通常还会额外签订如担保函、承诺函等服务于主合同的协议,主合同与这些增信文件构成主从合同关系。在实体层面,从合同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但在程序层面,主合同和从合同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可能不一致,尤其当主合同约定仲裁,而从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当事人应当采取何种程序解决从合同纠纷?


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有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不在少数。本文旨在对相关规定以及裁判观点进行分析和梳理,厘清商事主体在上述问题中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相关规定


(一)《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债权人依法可以单独起诉担保人且仅起诉担保人的,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


该条第一款规定,法院对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主合同或担保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没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第一款的阐释,如果主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而担保合同中没有约定,包括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或约定了诉讼管辖等情形,法院对主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但对担保合同纠纷有管辖权;反之,如果担保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主合同没有约定,则法院对于担保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但对主合同纠纷有管辖权。[1]


司法实践中对该条第二款、第三款的适用存在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该两款适用于主合同和从合同均未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形,其解决的是法院间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并非是解决纠纷的主管问题[2];相反观点认为,该两款规定适用于主从合同之间主管问题,当债权人仅向担保人主张权利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可约束从合同,债权人应当向法院起诉[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第二款、第三款的阐释,两款规定的是对提起担保纠纷诉讼时管辖法院的确定规则。[4]


(二)《仲裁法(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纠纷涉及主从合同,主合同与从合同的仲裁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主合同的仲裁协议对从合同当事人有效。”


《仲裁法(征求意见稿)》对在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时,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亦可约束从合同进行了明确回答。然而,这一规定与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的裁判观点截然相反,也有学者认为该等规定不符合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意思自治原则[5]。因此,该条规定最终是否可以保留,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裁判观点


即使《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1条对主合同仲裁条款不可约束从合同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各法院该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式并不统一。为便于理解,下文将以债权人视角为切入点,总结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不同裁判观点。


(一)债权人选择就从合同提起仲裁:撤裁VS.驳回撤裁申请


观点一:以从合同无仲裁协议为由撤销仲裁裁决


(2017)京04民特32号案中,北京四中院认为,虽然主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亦约定附件中的担保函是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该仲裁条款不能约束主合同签订主体之外的第三方(即担保人);且仲裁条款的达成必须有当事人之间明确的合意表示,不能以默示或推定的形式得出。因此,债权人针对担保人提起的仲裁应予以撤销。


观点二:从合同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约束,驳回当事人的撤裁申请


(2021)京04民特934号案中,北京四中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对连带担保责任和《承诺担保函》的签署均作出了约定,故案涉担保函虽形式上独立,但其实质上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并且从担保人的身份及担保函内容来看,应当推定担保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内容是明知的。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亦可约束担保函。此外,若担保合同明确约定系“根据主合同的约定”作出,法院也可能认为,担保人系在同意按照主合同的全部约定履行其担保责任的基础上签署的担保合同,故其对主合同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可并接受,进而应受主合同仲裁协议的约束,如(2014)辽民他字第2号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具体案情和裁判理由不尽相同,但实践中已经存在不少认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可约束从合同当事人的案例,如(2014)永中法民二初字第18号案、(2018)京04民特439号案、(2020)京04民特810号案、(2021)京04民特193号案、(2022)京04民特154号案等、(2021)沪01民特483号案、(2021)苏13民终2799号案。


(二)债权人选择就从合同提起诉讼:实体审理VS驳回起诉VS驳回诉讼请求


观点一:主合同仲裁条款不及于从合同,可单独就从合同进行实体审理


(2013)民二终字第69号案中,最高院认为,主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仅约束合同当事人,对担保人并无约束力,债权人可依据主合同对债务人提起仲裁,也可基于担保关系对担保人提起诉讼。


秉持“主合同仲裁条款不可约束从合同”之观点的法院中,多数法院与最高院在上述案例中的观点相同,认为主合同与从合同纠纷的解决应当“各归各路”、“互不干扰”。这一观点尤其体现在从合同为连带担保或债务加入合同的场合,债权人选择单独起诉连带担保人或加入债务的第三人时,多数法院认为应当尊重实体法赋予债权人的选择权,可以直接就从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判,如(2001)民二终字第177号案、(2014)民四终字第27号案、(2017)沪02民终5050号案、(2020)苏09民辖终87号案、(2021)辽02民辖终327号案等。该观点与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符,但无法解决当事人对主合同法律关系存在争议时,法院能否对主合同法律关系进行一并审查,还是需要等待生效仲裁裁决对主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认定后才能对从合同争议作出判决的问题。


观点二:主合同仲裁条款及于从合同,驳回起诉


(2021)苏13民终2799号案中,江苏宿迁中院认为,案涉《承诺函》具有债务加入的性质、属于从合同,应当依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确定主管,并据此驳回了主合同债权人的起诉。


观点三:主合同仲裁条款不及于从合同,但基于主从合同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在主合同纠纷未交予仲裁解决的情况下,法院不宜对从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判,从而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


(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案、(2021)粤03民终34483号案中,最高院、深圳中院认为主从合同在实体上的关联性使得主管的确定问题更加复杂,不能简单将两者在程序上进行分割。当债权人依据从合同单独起诉连带担保人或加入债务的第三人时,法院会不可避免地对主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审理,例如主债权额的确定、主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连带担保人享有的债务人的抗辩权等。因此,法院认为在主合同已经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法院对从合同的实体审理会违背当事人之间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愿,并据此判令债权人应当就主合同纠纷先行提起仲裁解决,而后再就从合同另行起诉。值得注意的是,(2021)粤03民终34483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直接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先行”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并退还了全部诉讼费用;而在(2015)民二终字第125号案中,法院径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承担了全部的诉讼费用。


四、卓仲观点


(一)对裁判观点的分析


如前所述,在主合同仲裁条款是否可以约束从合同这一问题上,司法实践观点已有转变的趋势。以北京四中院为例,在(2017)京04民特32号中,其认为主合同仲裁条款不可及于从合同,理由主要是基于仲裁协议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意思自治原则。换言之,当时法院更偏向保护当事人之间对程序的选择权和自治权,强调仲裁合意应当明确,而不能以默示或推定的形式得出。然而,目前这一裁判观点已有放开之势。我们理解,此一趋势可能受到以下三种观点的影响:


首先是公平合理期待原则。有观点认为,在连带担保责任或债务加入的场合,若不认可仲裁条款亦可以约束从合同,则会导致债权人实际上只能就主合同债务人主张权利,从而丧失当事人之间约定连带责任时的合理期待。该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正如在(2014)永中法民二初字第18号案中,湖南永州中院所指出的,对于连带保证而言,“如果保证人不受主合同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则仲裁庭只能裁决主合同的债务人承担责任,而不能越权裁决保证人承担责任,所谓的连带保证责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明显违背当事人各方的立约原意。”此时,若担保人对其系仲裁协议当事人不持相反意思表示的,法院可能认为主合同仲裁条款在担保人和债权人之间发生效力。在(2020)京04民特810号案中,法院认为,债权人在仲裁程序中主动追加连带担保人作为当事人,应认定其认可担保人的仲裁当事人身份,对此担保人亦予认可,故主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可以约束担保人。


其次是援引并入原则,即如若当事人在主合同中对从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约定,或主合同约定从合同是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从合同仅为完整交易文件的组成部分(即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法通过个别交易文本得出,而应通过数个交易文本形成的“合同群”进行解读的情形),此时,可认定担保人或加入债务的第三人对主合同仲裁条款是明知且同意的,从合同是主合同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合同,故从合同当事人应受主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之约束。例如,(2021)京04民特193号案中,担保人系作为融资工具发行人的股东向融资产品的投资人作出担保承诺,北京四中院认为,“担保责任内容不仅体现于《担保函》,在向投资者出具的《产品说明书》以及与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均亦载明,故《担保函》与《产品说明书》《认购协议》共同构成定向融资工具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担保函》中未重申仲裁协议内容,但《担保函》作为《产品说明书》《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争议解决方式应受《产品说明书》《认购协议》约束”。


再次是关联合同理论。这一理论注意到了主合同与从合同在实体法上存在的关联性,在债权人仅就从合同向连带责任担保人或加入债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时,法院或仲裁庭实际上无法避免对主合同实体问题的审理,因此,由仲裁庭统一解决主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连带责任问题更具实际操作性。此种情形多见于债权人仅就从合同提起仲裁或从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而主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形,意在从实体层面打破主从合同之间的壁垒,在实践中仍具有较大争议。但另一方面,该理论有利于解决主合同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未明确包括应受此仲裁条款约束的从合同的相关内容而导致的“错位”问题。例如,(2018)京04民特439号案中,对于乐视公司提出的“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的撤裁理由,北京四中院认为,“从承诺函的约定可以看出,乐视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是代目标公司履行跨境还款义务。因此,从本案仲裁裁决审查的范围来看,本案是债权人起诉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仲裁庭对担保合同的审查不能脱离对主合同履行情况的审查”。


(二)当事人可能面临的风险


如前所述,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主合同仲裁条款是否可以约束从合同的观点尚有待统一,尤其是在从合同为连带担保或债务加入合同的场合,若债权人意欲仅依据从合同启动程序,则无论其选择诉讼还是仲裁,均可能面临被驳回的风险,甚至可能会承担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最终仍需先行就主合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造成资源、时间、精力上的浪费。


(三)应对建议


在签订担保函、承诺函等从合同时,为增强程序运转的安定性,无论是债权人、债务人抑或是担保人/增信措施提供人/承诺人,均可考虑在从合同中对争议解决方式予以明确。


作为债权人,若在从合同中约定连带责任,应尽量使从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与主合同保持一致,以避免后续单独针对连带责任人主张权利时,法院或仲裁机构认为应当先行解决主合同纠纷、而对从合同争议不予处理的风险。


作为担保人/增信措施提供人/承诺人,若出现以下情形时,应注意对主合同中是否约定仲裁条款予以确认,避免造成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错误预期:

(1)从合同中明确从合同系主合同的组成部分或附件;

(2)从合同当事人实际参与了主合同的签署或在主合同中对从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承诺;

(3)从合同当事人与主合同签订主体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

(4)从合同系与主合同同时签订。


注释: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31页。

[2] 参见(2017)京04民特32号案、(2017)渝01民特559号案、(2020)粤02民特33号案。

[3] 参见(2021)苏13民终2799号案。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33页。

[5] 参见宋春龙:《保证合同纠纷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约束问题研究》,载《北京仲裁》(第94辑),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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