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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墨之间 | 金融机构典型案例参考(2023年9月刊)
日期:2023/9/28

金融争议解决为卓纬争议解决部特色法律服务。卓纬金融争议解决组专注于金融领域的诉讼仲裁、资产处置和新型交易的风险诊断,在各级法院及仲裁委代表金融机构处理担保合同、信托资管、虚假陈述、信用保险、名股实债等复杂争议,为金融机构打赢了多个重要攻坚战。依托于丰富的实操经验,卓纬被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在多个大额债权清收类项目中协助客户回收了超出客户预期的款项,并为客户的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等新型交易提供风险论证。

 

 

【目录】

一、银行明知借名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不符合贷款资格,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国家金融政策而无效。

二、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IPO阶段的保荐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就投资者损失在10%的范围内与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还是非承保事故造成难以确定存在明显过错的,应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四、目标公司破产清算属于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投资公司应按增资协议缴纳增资款。

五、合伙型私募基金管理人存在重大过失,应对有限合伙人的损失负责;管理人已注销的,其股东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一、银行明知借名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不符合贷款资格,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国家金融政策而无效。

 

案件:平南县某银行营业部与吴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布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23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为金融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发布

关键词:借名贷款;金融监管

 

(一)裁判要旨


银行明知实际借款人不符合贷款资格,并借用他人名义申请贷款,仍与之签订借款合同,违反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卓纬点评


近年来,金融审判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同趋势逐渐加强,金融机构应予关注。对于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政策签订的合同,法院可能适用《民法典》第153条(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认定合同无效。

本案系广西高院近期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典型案例之一,该案涉及某银行营业部于2016年发放的一笔借名贷款。法院认为,银行明知实际借款人不具有贷款资格,仍与名义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违反了金融监管政策,借款合同无效;法院进而认为,由于名义借款人并未实际收取借款,故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银行、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均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应对利息损失承担相应责任。遗憾的是,我们未检索到本案案例原文,因此无法详细了解本案中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具体违反哪一层级的何种金融监管政策、法院对于借款合同因违反监管政策而无效的具体说理过程。司法实践中,银行违规发放借名贷款之效力仍是极富争议的问题。

 

(三)应对建议


建议银行在贷款业务中,谨慎核查借款人资格及借款用途,尽可能避免出现违规发放贷款的情形,降低在后续诉讼中被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的可能性。

 

二、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IPO阶段的保荐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就投资者损失在10%的范围内与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号:(2021)京74民初111号

审理法院:北京金融法院

发布日期: 2023年9月21日

关键词:保荐人;勤勉尽责;特别注意义务;连带责任

 

(一)裁判要旨


保荐人因对证券的发行实际上起到推荐和担保的作用,应勤勉尽责。如保荐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就投资者损失在相应范围内与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卓纬点评


近日,某知名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在北京金融法院迎来一审判决。作为上市公司IPO阶段保荐人的证券公司,因尽职调查未能勤勉尽责,导致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中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被法院判令在投资者损失1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在认定证券公司承担10%连带责任时综合考虑了以下五个因素:第一,保荐人因证券的发行实际上起到推荐和担保的作用,在上市公司IPO阶段至关重要;第二,保荐人的特别注意义务相比其他中介机构(会所、律所)要更为复杂;第三,IPO阶段的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四,虽然信息披露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弱,但衰减效应不能绝对化;第五,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较为隐蔽,保荐人当时核查手段和工具有限,可相应减轻过错。

 

(三)应对建议


证券公司作为保荐人在审核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时应按照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的要求,审慎尽职调查,并尽到特别注意义务。

 

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还是非承保事故造成难以确定存在明显过错的,应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案号:(2023)云03民终2942号

审理法院: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年9月13日

关键词:近因原则;人身保险;比例分摊

 

(一)裁判要旨


意外伤害险中,保险人在明知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有效处理措施,导致被保险人是因病死亡还是意外身亡难以确定的,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二)卓纬点评


保险赔偿遵循近因原则,要求在多因一果时将损失归于最具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一个原因。同时,《保险法解释三》第25条规定了人身保险中的比例分摊原则,允许法院在难以确定损失原因时,根据实际情况裁量保险人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本案被保险人是“因病而亡”还是“摔跤而亡”难以确定,一般存在如下两条分析路径:其一,根据近因原则,“从床上摔跤”通常不会导致死亡的结果,即摔跤与死亡之间不具有决定性和有效性,应以疾病为死亡之近因,保险人拒赔有理;其二,根据比例分摊原则,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死亡原因是疾病还是摔跤,依《保险法解释三》第25条之规定,保险人承担比例赔偿责任。

与上述两条路径相比,本案法院在因果关系判断时引入了过错判断,在保险人对死因不明具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放宽了被保险人方的举证责任,仅以村委会出具的存在歧义的“死亡证明”就认定被保险人非因病死亡、判令保险人承担全部保险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类似的死因不明的案例中,也存在法院酌定保险人承担比例责任[1]或认为保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的情形,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在近因原则、分摊原则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判法。

 

(三)应对建议


建议保险人收到报险通知后,积极、主动履行核损义务,进行现场勘查、取证固证、死因调查,制作调查报告,并全面告知被保险人方应收集、提供的理赔资料。

 

四、目标公司破产清算属于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投资公司应按增资协议缴纳增资款。

 

案号:(2023)粤01民终4432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23年8月14日

关键词:业绩对赌;情势变更;商业风险

 

(一)裁判要旨


增资协议约定,投资公司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增资款分三期缴纳。投资公司缴纳两期增资款并登记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目标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目标公司管理人诉请投资公司支付剩余增资款,投资公司认为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法院认为,目标公司破产清算属于商业风险,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投资公司应按增资协议缴纳增资款。

 

(二)卓纬点评


本案涉及对赌协议履行中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3条[3]中明确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最核心的区别为缔约时是否可以预见、是否为市场固有风险。对赌协议履行期间市场波动、政策变化导致目标公司业绩不达标甚至进入破产程序的,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固有的、缔约时可以预见的商业风险,如(2020)京民终677号案、(2021)浙01民终8516号案。

 

(三)应对建议


鉴于主张适用情势变更一方的证明难度较大,建议投资方重视对赌协议中情势变更条款的设计,明确约定特定情形下(如目标公司资不抵债或被申请破产时[4])投资方的合同解除权。

 

五、合伙型私募基金管理人存在重大过失,应对有限合伙人的损失负责;管理人已注销的,其股东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案号:(2022)京02民终11397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23年9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作为涉新类型融资纠纷典型案例发布

关键词:合伙型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清算责任

 

(一)裁判要旨


北京某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有权收取管理费的同时,亦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基于该公司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代表合伙企业以不合理高价受让股权、与转让方存在关联关系、投资企业与募集宣传不符、对赌条款触发后未主张权利、合伙期限届满前办理注销导致合伙企业无法清算等事实,法院认定管理人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投资人权益受损,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管理人的股东及清算义务人,在管理人与投资者债权债务未清理下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卓纬点评


合伙型私募基金兼具合伙企业和私募基金双重身份,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其存在重大过失,或有明显证据表明没有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时,应对因其作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有限合伙人损失负责。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合伙人在其与有限合伙人的合伙关系清理前直接注销,法院或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9条、20条、21条判定其股东及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在合伙协议存在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受理了本案,且一并处理了普通合伙人存在重大过失时对普通合伙人的违约责任、普通合伙人注销后股东及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普通合伙人注销后监事的赔偿责任等多个争议法律关系,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投资人权益保护的司法倾向。



[1] 例如(2020)辽民申1914号、(2020)皖民申2518号、(2019)吉民申3109号案。

[2] 例如(2020)苏民申7432号案。

[3]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3条: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4] 注:《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二辑中明确:“…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目的在于保护多数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公共政策和破产目标,所以当事人不得事先以约定条款加以排除或者限制。”根据前述规定,目标公司破产申请被法院受理后,相对方的约定解除权将受限于目标公司管理人。因此,我们建议将约定解除权的触发时点设定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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