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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散条件的司法认定
日期:2022/11/3

司法解散条件的司法认定

引言


司法解散是股东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进而实现投资退出的一种公司解散方式。在公司存续期间,如果股东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致使公司决策和执行机制长期失灵,而股东无法通过自行协商、第三方调解、法院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冲突或退出公司,且公司继续存续将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以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强制解散公司之诉。


司法解散会产生消灭公司法人人格的后果,是解决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时最具严厉性和破坏性的一种方式,因此通常法院在立案受理前以及审判程序中均会秉持审慎的态度审查个案是否符合司法解散的法律要件。


本文旨在介绍司法解散的条件,并深入分析司法解散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以期对拟通过司法解散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的股东有所裨益。


一、司法解散的条件


司法解散的法律依据包括《公司法》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


其中,《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根据前述规定,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主体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而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实体条件包括“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三项。


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则进一步列举了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的具体情形,包括:“(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同时,第二款明确排除了不属于解散事由的情形,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要件,同时也是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时的实质审查条件。下文将尝试逐一分析司法解散的三项实体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


二、司法解散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侧重点为公司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等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况,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是主要考量因素,因此公司是否处于盈利状态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


在部分司法裁判中,法院将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论证拆分为公司管理机制运行和公司经营两个方面,“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通常是公司管理机制发生严重内部障碍所导致的结果,表现形式可以为公司严重亏损、停产停业、丧失主要经营性资产、无法从事主营业务、公司设立目的不达等。但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与公司管理机制运行状况并无必然关系,经营性困难仅可构成法院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以及公司的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的辅助判断因素。相反地,即使公司尚处于盈利状态,但若已出现管理机制运行的严重内部障碍,并同时符合司法解散的其他条件的,仍可被法院判决解散。


例如,在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本案中,在凯莱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陷入困境的局面。” [1]


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就《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时,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总结为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认为该种困难是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体现的是公司自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因此,下文将以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为分类,探讨其在司法裁判中如何认定,以及其他可能构成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表现有哪些。


1、股东僵局引起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前两项所规定的股东会/股东大会长期无法召开或者长期无法做出有效决议的情形,本质上为股东僵局的表现,即股东间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公司人合性的丧失。通过分析相关司法裁判,股东表决权比例和公司议事规则是法院判断股东僵局是否发生的重要考量因素,故下文将股东僵局划分为表决权对峙引发的表决僵局、表决权不对等引发的股东压制以及控股股东对公司无控制力三类情形讨论。


(1)表决僵局

表决僵局一般发生于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常见情形为公司仅有两名股东且持股比例各占50%,且各股东拥有对等的表决权,在此等持股比例、议事规则与表决程序下,股东各自均享有“一票否决权”,因此,当两名股东存有意见分歧、互不配合时,公司就无法形成有效决议。长期的表决僵局很可能导致公司组织机构的失灵,但表决僵局并不必然导致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首先,若表决僵局发生的同时导致公司执行机构失灵,则法院倾向于认定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在相关司法裁判中,法院并不必然因股东会的失灵即认定公司僵局的产生,其通常还会考察执行机构(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运行情况。在股东会失灵的前提下,若执行机构管理公司的行为无法代表和贯彻权力机构的意志,而仅体现对立股东中的一方股东的意志,则说明执行机构业已失灵,公司组织机构运行发生严重障碍,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2]


其次,即使出现表决僵局,但公司经营管理并不依赖于股东会/股东大会决策,则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虽然公司长期未召开股东会/股东大会,当前亦无法通过有效的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若股东会/股东大会机制的缺失并未影响公司开展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则法院可能不会认定公司管理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


例如,在张学成、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最高法认为,天懋公司自成立之初至该案诉讼程序进行时未正式召开过股东会,重大事项由两名股东协商决定,且股东发生矛盾期间公司亦已通过聘任第三方团队对公司经营管理,因此,天懋公司非通过股东会进行决策运作,其虽然从未正式召开过股东会,现在也无法通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不影响公司开展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天懋公司的管理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3]


此外,部分司法裁判将股东间矛盾导致股东会无法形成特殊决议的“表决僵局”认定为公司僵局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认定公司出现严重经营管理困难。例如,在上海裕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汪秋娣公司解散纠纷案中,裕和公司的股东构成为:骆建华持股60%,汪秋娣持股40%,骆建华任裕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汪秋娣任公司监事,汪秋娣主要由其代理人朱新民参与裕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自2012年1月朱新民被骆建华解除总工程师的职务后,股东之间开始发生矛盾。因汪秋娣占据公司章证照,裕和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汪秋娣则就股东对财务会计报告、账簿的查阅复制权起诉公司。后直至本案诉讼期间,汪秋娣对骆建华召集的股东会均未参加,且其就部分股东会决议起诉请求撤销。二审法院认为,裕和公司股东会运行是否出现僵局是本案关键。根据裕和公司章程,特别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因双方自2012年起矛盾激化,汪秋娣对章程约定的特定事项具有否决权,造成股东会无法就特别决议达到公司章程规定比例的僵局,这种特别决议不能有效作出的情形,应当属于公司股东会议僵局的一种表现形式。[4]


但特殊决议无法作出的表决僵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僵局,法院未以股东会尚能作出一般事项决议为由否定股东会已失灵,而是结合股东冲突的严重程度和股东会的停滞状况综合判断公司人合性是否已丧失,进而认为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因此,这类裁判结果或是法院在个案中为实现对小股东的救济而套用公司僵局概念的无奈之举,并不具有普遍性。


(2)股东压制下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

一般而言,股东压制行为是指控股股东利用其在公司的控制地位,排挤非控股股东,使非控股股东不能参与公司经营和获得应有的投资回报。在股权比例差距悬殊的公司中,股东压制十分常见。在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封闭性公司中,司法解散可以成为面临股东压制的小股东的救济途径之一。


但是,由于目前司法裁判基本上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表现局限于公司组织机构失灵情形,而股东压制即使存在,也并不像表决僵局会导致公司出现显而易见的组织机构运行失灵局面,因而,“股东压制”难以成为认定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依据。


法院否定股东压制导致公司僵局的理由体现在:

(1)未召开不等于“无法召开”。即使股东会长期未召开,但控股股东所享有的表决权亦能够对公司一般经营事项形成有效决议,则公司的运行机制尚未出现完全失灵状态。[5]小股东主张公司长期无法召开股东会且无法做出有效股东会决议,但未举证证明其曾提议召开股东会或股东会无法召开的事实的,无法认定股东会机制失灵。[6]

(2)小股东的意志不能体现在公司决策中是资本多数决的权力行使模式的应有之义。例如,在华城公司与刘海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小股东刘海持股比例为18.67%,其对立股东持股比例合计达60.12%,即便刘海不参加股东会,华城公司仍可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故最高院认为,“公司的法人性质及多数决的权力行使模式决定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方向必然不能遵循所有投资人的意志,会议制度的存在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最终的结果仍应由多数决作出,除非有例外约定。刘海作为持股比例较低的股东,在会议机制仍能运转的前提下,若认为其意见不被采纳进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可采取退出公司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据此主张公司应当解散的理由不成立。”[7]


尽管股东压制下公司的组织机构仍有能力运行,而股东压制实难以套用股东会长期“无法”召开或形成决议的公司僵局之认定标准,但仍有司法裁判通过对公司僵局作出扩大解释,将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作为公司僵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典型的情形如下。


其一,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排除小股东的参与决策权,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不通过股东会作出,构成公司僵局。当控股股东有能力通过公司决议贯彻其意志,却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便利排挤非控股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导致公司仅接受控股股东的单方指示而不经公司决议处理公司事务,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等公司权力和决策机构失灵。在宏运集团、金融管理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金融管理公司由持股80%的宏运集团和持股20%的金融控股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自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并未审议和决定公司经营管理事项,而是宏运集团利用其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和对公司决策的支配力,大量从事不在其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内的业务,并将公司的主要资本出借给其关联公司。法院据此认为,股东会、董事会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应享有和行使的职权,已被控股股东利用优势地位和委派人员的职务便利所架空,形同虚设。继续维持公司的存续和股东会的非正常运行,只会产生大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决策,压迫损害另一小股东利益的后果。[8]


其二,公司组织机构虽可运行,但仅代表控股股东的意志,且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形成决议,为自己牟取利益,严重损害公司以及小股东利益,导致公司人合性丧失,构成公司僵局。例如在黄山旅游公司与黄山温泉公司、东莞联华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黄山温泉公司由东莞联华公司、信恒公司以及黄山旅游公司共同持股,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但由于东莞联华公司是信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依据公司章程,两公司共同委派的董事能有效召开董事会且形成董事会议决议,实际上能够完全排除黄山旅游公司意见。且从董事会会议实际情况看,公司存续过程中,信恒公司委派的董事长未完全履行每年至少召集一次董事会职责,出现长期未召开董事会会议,以及召开的会议中黄山旅游公司委派的董事未参会的情况,而两名大股东所委派的5名董事形成的对外借款的重大事项决议中,相关款项亦用于实控人东莞联华公司,公司优质资产亦被大股东抵押借款用于解决股东自身资金问题;两名大股东未经小股东同意即引入其他投资方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法院因此认定,董事会虽然可以运行,但是会议的召开与否和意见形成,完全取决于大股东,实际并未为黄山温泉公司发展而有效运行。且东莞联华公司、信恒公司作为黄山温泉公司的大股东,操纵董事会滥用其控制地位形成决议,使得股东之间信任基础不再,矛盾激化,造成自2015年9月25日之后董事会再未召开的现实状况。综合黄山温泉公司董事会组成情况、实际运行和目前长期停滞现状,可以认定其经营管理陷入僵局,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9]


(3)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失去控制

司法解散并非为小股东专门设置的股东权益救济和股东退出机制,在发生股东僵局的公司中,控股股东起诉请求解散公司的情形也很常见,这也侧面说明,在股权比例差距悬殊的公司中,即使控股股东对公司决策拥有多数表决权,公司僵局仍可能发生。控股股东对权力决策机构具有控制力不排除权力决策机构失灵的发生,法院在判断权力决策机构运行状况时,不仅要考量表决权结构和议事规则下的决策机制运行的“应然状态”,也要考量股东间冲突的“实然状态”。

例如,在宝里公司、国星光电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中,国星光电公司与西成公司分别对宝里公司持股60%和40%,宝里公司成立后,两股东对于宝里公司及各方投资安排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而后双方就西成公司持有的宝里公司股权、宝里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以及双方间股权相关协议发生了诸多诉讼。在股东会表决机制上,国星光电公司持股比例超过50%,其有能力提议召开股东会,并能够在西成公司拒绝参与股东会的情况下就一般事项形成股东会决议。但二审法院仍基于两股东之间诉讼纠纷不断、相互丧失信任与合作基础认定其权力决策机制长期失灵;最高法在再审亦认为“即便不排除存在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可能性,但国星光电公司作为占60%股份的股东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却无实质影响力,所谓正常经营管理根本无从谈起。宝里公司所称可以通过内部决策机制解决公司困境的意见,与事实不符”。[10]


小股东担任公司执行机构负责人,股东冲突导致股东会决议无法得到执行。在娄大伟与晓旭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晓旭公司有两股东,娄大伟持股51%,秦京林持股49%,秦京林担任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日常经营。最高院在再审裁定中认为,即便因娄大伟持有51%的股权能够对晓旭公司日常经营事务作出股东会决议,但秦京林系晓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日常管理经营者,因双方间的矛盾,娄大伟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并无法在晓旭公司得到有效执行。目前两名股东间深刻的冲突与对抗行为,使得双方已经失去了互相信任及有效合作的基础,晓旭公司股东会的运转已产生了严重的内部障碍,有限责任公司中应有的人合性荡然无存,晓旭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11]


2、董事僵局引起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董事僵局一般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机构失灵的状态。在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大会,执行机构为董事会/执行董事的公司中,公司僵局须同时满足《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董事长期冲突”、“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两项条件。


关于董事长期冲突。董事的冲突可能体现于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董事会会议(如董事出席人数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无法做出有效决议(如表决同意票未达到决议通过的表决比例),董事会被个别董事或股东单方控制而其决策无法体现和贯彻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的意志等情形。


关于董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股东会/股东大会解决。最为典型的情况是若股东僵局和董事冲突并存或者董事冲突本身就是因股东间矛盾产生的,而鉴于董事是不同股东方在董事会中的利益代表,则通过股东会调和董事冲突、打破僵局的方式在股东间矛盾已无法调和情况下基本无法实现。该情形可适用于内资公司,亦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例如在历山公司与承乾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间的冲突表现之一是,“没有每年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公司重大事项,即便在召集的董事会会议上中外方股东各自委派的董事也因中外方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不了有效的决议”;法院认为,“历山公司作为外方股东,持有承乾公司50%的股权,中方股东荟宏公司和兆泰公司共同持有另50%的股权,中外方股东之间不能形成股权比例的多数决,且承乾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仅设董事会的内部决策机制以及表决机制难以形成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均造成了在中外方股东之间存在上述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承乾公司难以通过内部组织决策机制对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扭转公司经营管理上存在困难的局面。由此,承乾公司目前的内部组织决策机制即董事会决议机制因中外方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处于失灵状态,公司的内部管理也因中外方股东各自委派的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存在严重的障碍,并且持续了一定时间,该情形符合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达到该条规定的解散公司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 [12]


若外商投资企业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尚未依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完成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的调整并办理变更登记,其最高权力机构仍为董事会的,则若其董事会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会议或者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法院可依据“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解决”的情形处理;亦可将董事会类比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或(二)项规定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13]


3、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的情形


首先,通过对公司僵局表现形式的反向思考,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或者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仅为公司僵局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必要条件,换言之,股东会停滞的持续时间不满2年并不能绝对阻却公司僵局的认定。在何广林与泰兴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泰兴公司最后一次召开股东会的时间是2015年1月9日,该时间距本案起诉不足一年,不存在持续两年未超开股东会的情形”,但二审法院仍然综合认定泰兴公司权力决策机制长期失灵、无法正常运行,最高法再审中亦认为:“泰兴公司股东之间的对立已然形成,根据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即使召开股东会,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分立、解散、合并、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等重大事项可能难以形成公司章程所要求的‘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有效决议;对于其他事项,何广林作为持股达57%的执行董事,在股东对立未能消除的情况下,其权力的行使极有可能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原判决认定泰兴公司的权力运行机制实际处于失灵状态并无不当。”[14]

其次,若公司存在除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之外的其他方面内部管理障碍,则可成为解散公司的依据之一。通过对典型案例中司法裁判观点的梳理,公司设立的目的无法实现是法院认定公司具有解散必要的重要认定标准。

公司成立之初的设立目的及宗旨是各股东信任和合作的基础,若控股股东利用控制地位作出了背离公司主营业务或处分公司重大资产、损害公司利益的决策,则明显违背了各股东出资的目的和宗旨,且股东僵局的发生导致该问题无法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股东间协商得以解决,则公司的设立目的和宗旨便无法实现,则可构成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

例如在宏运集团、金融管理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金融管理公司作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内唯一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其股东双方出资设立该公司的目的和宗旨是“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这是股东双方信任与合作的基础”,而“宏运集团在控制和经营金融管理公司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已完全背离公司设立的初衷和目的,违背双方《出资协议书》的约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使公司未按照其设立目标进行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系法律拟制的法人机构,其不但具有人合性,更有其目的性,因此,当公司股东意志冲突,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设立公司的特定目的无法达到,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时,应当认定其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的存续已与其设立的目标相悖,失去存续意义,应当判令其解散。”[15]


需说明的是,相关司法裁判中,该等情形并非认定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唯一事由,其一般与股东僵局或董事僵局共同构成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事实依据。


(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在相关司法裁判中,法院认定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常见情形如下:


1、股东权利难以正常行使


股东权利行使受阻将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知情权、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和分取收益等权利,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收益,而参与公司决策、行使股东权利则是股东争取和实现股东利益的通道。若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可能相应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以及股东参与决策等股东权利实现通道的畅通,这在实践中可能表现为股东权利、监事权利长期被剥夺,股东未参与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程序等,若该等股东权利无法行使的局面继续,股东的权益将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16]


需注意的是,表决权压制不代表小股东利益必然受损。如前所述,资本多数决的公司权力运行模式下公司决策必然无法体现全部投资人的意志,大股东具有控制地位和控制经营管理决策的能力,不等同于大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小股东应举证证明大股东对公司所做决策导致公司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异常,公司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等呈现明显减弱态势,最终可能导致其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17]


2、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股东无法继续获得价值收益


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若公司设立之初具有特定的经营宗旨和设立目的,而公司僵局导致公司客观上难以按照经营宗旨继续经营,而股东僵局又无法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和股东间的协商解决,这将导致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18]

股东无法获得收益。如公司已停产或者主要经营资产已经丧失,由于股东无法再通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新的价值收益,如公司继续存续,不仅无法使各股东设立公司的期待利益得到满足,反而会使股东的合法权利及利益受到持续损害,进而遭受更大的损失。[19]


3、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自然导致股东权益在僵持中耗竭


在相关司法裁判中,公司继续存续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常被论证为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后可推导出的必然结果。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失灵、僵局长期持续的状态下,公司继续存续会产生更多经营成本、摊薄股东利润甚至增加公司负债风险,股东权益恐会在僵持中逐渐耗竭,公司股东的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20]


4、控股股东操控公司、滥用控制地位,在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上排除小股东参与决策权,非以公司本身经营发展为目的处分公司资产等,导致股东利益受损


例如在黄山旅游公司与黄山温泉公司、东莞联华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股东利益因公司继续存续将受到重大损失的理由除了小股东的股东权利无法行使之外,还包括:(1)控股股东通过董事会实际操控公司,滥用控制地位,以公司资产抵押借款用于解决自身资金问题,损害了公司及小股东利益;(2)控股股东未征得小股东同意而引入其他投资方介入公司经营管理等,违背与小股东的合作本意,破坏股东间合作的信任基础,亦是对黄山旅游公司股东权益之损害。


(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且具有不可回复性,因此立法与司法均持谨慎态度,仅对于已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难且通过其他途径均无法化解困境的公司,才允许通过强制解散公司打破公司僵局。

关于“其他途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四)公司减资;(五)公司分立;(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


综合上述规定以及司法裁判中提及的常见做法,公司僵局的其他解决方式包括:向其他股东或向第三方转让股权/股份,公司回购股权/股份,公司减资、公司分立,修改公司章程、改变公司决策机制或公司内部制度,重新选举董事与监事等。


“其他途径”主要通过非诉方式实现,包括自行协商、第三方调解、法院调解。经过上述方式仍无法解决的(并非均须穷尽),一般认为符合“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条件。在驳回股东解散公司诉讼请求的司法裁判中,法院认定公司僵局尚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常见情形如下:公司表决机制决定了内部决策机构尚未完全失灵,股东可通过内部决策机构解决冲突;对立股东之间就股权/股份转让曾形成意向解决方案,或其他股东有受让原告股东股权/股份的意向;公司承诺配合原告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要求;原告股东与公司间尚有诉讼未终结,可能使得原告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且相关诉讼终结前无法认定原告股东已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原告股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过多方努力仍无法解决公司僵局,例如另行提起有关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盈余分配、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等。


三、诉前建议


通常,股东的败诉原因除了法院认定公司的组织机构运行尚未达到失灵程度外,还包括尚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股东诉求、解决股东间矛盾和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困难。因此,股东在诉前应充分收集证据,并确保已经尽可能穷尽各种方式行使股东权利或者尝试退出公司。


1、自行收集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证据,行使股东知情权,以掌握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并制造已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股东权利、解决冲突的证据。其一,在管理机制运行层面,可收集公司成立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召集、通知、决议文件,以及股东间矛盾具体表现的相关证据;股东可向公司提出查阅(复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查阅会计账簿(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等,确认起诉前股东会会议及董事会会议停滞是否已达两年以上。其二,在公司经营层面,可要求公司提供或自行搜集公司生产经营状况、重大事项的相关资料,判断控股股东、董事及经营管理人员等是否具有滥用控制地位或决策权等架空决策机构、排除小股东、实施背离公司经营宗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债权无法收回风险、停产停业、被列入经营异常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录等经营方面的异常或严重困难。


2、协商更换管理层。在股东因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与其他股东或董事产生长期分歧的情况下,可与其他股东协商更换董事、监事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重新委派、选举、任命相关人员。


3、若公司长期盈利但不分配利润,可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


4、优先尝试股权/股份转让、公司回购股权/股份、定向减资、与其他股东协商决议解散公司等其他退出路径。其中,为避免经营管理层不配合股权转让前的审计前置程序导致股权难以定价,可事先与其他股东及经营管理层协商对公司开展审计,再协商股权转让事宜。


以上既是股东在强制解散公司之外可尝试的股东纠纷解决方式,又是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之前需尽可能穷尽的救济方法。股东在实际操作上述步骤过程中,需注意妥善固定和保管相关证据(尤其确保相关协商沟通过程记录、往来函件、收寄证明等均完整留存),以便为起诉做好更充分的证据准备。

小结


司法解散是股东打破公司组织机构运行僵局、及时止损的有效路径,也是封闭性公司中的小股东打破股东压制、实现退出的间接渠道。但在司法实践中,支持股东解散公司诉求的股东胜诉判决仅为少数,在法院普遍对强制解散公司持谨慎态度的背景下,拟起诉的股东需尽可能掌握公司管理层面和经营层面发生严重困难的证据,同时在起诉前应尽可能尝试充分行使股东权利以救济和实现股东自益权和共益权,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审判程序中增加对解散公司必要性的说服力。


注释:


[1] 参见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指导性案例之案例八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 同脚注1。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042号张学成、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4]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59号上海裕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汪秋娣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7067号杜信萍、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438号程树新、陕西中麟建设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广西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海公司解散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8]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619号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的(2019)最高法民申147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210号黄山温泉风景区联合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联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10]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终40号南阳宝里钒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就本案做出的(2021)最高法民申4986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11]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6870号娄大伟、新乡市晓旭卡布基诺食品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12]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1457号历山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承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其他类案参见(2017)最高法民申2148号董占琴、长春东北亚物流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指导性案例之案例八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仕丰科技有限公司、永利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申4437号何广林、清远市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15]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619号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6] 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328号甘肃兰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兰州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411号黑龙江中祺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慧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以及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指导性案例之案例八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7067号杜信萍、长春凯购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18]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619号宏运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689号湖南泰基建材有限公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申6117号怒江诚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合众齐力置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210号黄山温泉风景区联合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联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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