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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之系列文章(三)如果供应链ABS违约了,怎么办?(上)
日期:2022/10/13

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之系列文章(三)


如果供应链ABS违约了,怎么办?(上)


引言


供应链ABS的“1+N”反向保理模式下,ABS底层资产为供应商向保理公司转让核心企业或核心企业关联方的应付账款债权。核心企业作为直接债务人或共同债务人,是反向保理ABS产品现金流最终来源方。正是因为“1+N”模式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及偿付能力的特点,反向保理ABS具备了“信用债”的实质。但区别于信用债的是,供应链ABS涉及多次债权流转,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且潜在的风险可能随着货物流、资金流在供应链的上下游传递、放大。流转过程出现的问题,是否可能构成核心企业拒绝清偿债务的有效抗辩,直接影响ABS基础资产的质量以及产品兑付安排。


针对上述疑虑,我们拟从争议解决的视角考察容易出险的交易环节,试图提出可行的风险缓释手段或违约处置方案,与此同时,为交易文件条款的设计提供一点建议。


 

 


基础交易环节

从争议解决视角对基础交易环节的问题分析


(一)应收账款真实性问题:ABS产品或保理人作为应收账款受让方,是否需要证明基础交易之真实性?


应收账款确权是供应链ABS交易中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在产品发行阶段,管理人及项目律师会投入大量时间核查供应链ABS基础交易及底层资产对应的底稿文件,但一般而言,管理人、承销商或律师一般仅留存底稿文件的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原件一般仍由保理人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予以保存。一旦产品出现违约,在以证据为准的争议解决阶段,ABS产品仅凭一纸《付款确认书》,是否足以直接向核心企业进行有效追索?是否仍需针对基础交易及底层资产的真实性进行举证?债务人或共同债务人可能会提出何种抗辩?


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已达成基本共识: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债务人时生效。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并出具确认书,保理人在尽到审查义务的基础上,基于债务人承诺而产生的信赖应受到法律保护,法院可不再审查底层资产的基础事实,(2020)最高法民申2372号、(2020)最高法民终155号、(2019)最高法民申5146号等案件均持上述观点。换言之,在争议解决阶段,如核心企业提出债权人未举证证明基础交易及底层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债权人未提供基础交易相关原件、应收账款不存在等抗辩理由,法院一般不予以支持。


在《民法典》出台之后,第763条进一步明确了基础交易真实性的责任分配安排。《民法典》第763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


上述规定明确了保理人对应收账款真实性审核义务的程度:如保理人就基础债权的真实性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存在的,保理人的信赖利益可得法律之保护。而债务人的抗辩事由限定为“保理人明知虚构”,排除了保理人“应当知道应收账款虚假”的情形,且债务人需要承担证明保理人“明知”的举证责任。


在发行阶段,如中介机构根据供应链ABS发行要求进行尽职调查,一般可达到《民法典》第763条对保理人核查义务所要求的程度,如债务人违约导致ABS未能如期回收债权,ABS产品可依据核心企业有效出具的《付款确认书》要求核心企业清偿债务。

总结而言,对于反向保理型的供应链ABS,为履行债权人必要的核查义务,应收账款确权程序固然重要,但ABS产品债权人的合法地位以及核心企业单方承诺的合法有效性,则是争议解决阶段的论证重点。从争议解决的视角来看,在发行阶段已对应收账款进行必要核查的前提下,应收账款受让方根据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及付款确认函,可对核心企业进行有效追索。


(二)基础交易合同有效性问题:底层资产不存在,是否可能导致基础交易合同无效?基础交易合同无效,是否直接导致保理交易以及后续的证券化交易无效?


底层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属于合同履行及是否构成违约问题,与合同效力无关。[1]有法院认为应收账款债权得以产生的货物销售等基础合同关系系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保理人并非基础合同的当事人,故基础合同的效力如何并不当然导致保理业务合同无效。[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基础合同的存在是保理合同契约的前提。但是,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合同。”


在基础交易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债务人或共同债务人出具的《付款确认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回执》等材料使得保理人或证券化主体产生合理信赖,应按照确认与承诺向保理人或证券化主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3]债务人或共同债务人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等文件构成对保理人或证券化主体的单方债务承诺,保理人或证券化主体可以此为依据请求债务人或共同债务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底层资产的有效性问题: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服务、工程等存在瑕疵可能影响应收账款的有效形成。在供应链ABS交易背景下,债务人是否有权主张抗辩权、抵销权,如何行使相关权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债务人依据基础合同享有的抵销权及抗辩权,可以对抗保理商,但保理商与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供应链ABS交易中,债务人若享有对基础资产的抗辩权和抵销权,会影响专项计划项下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回款的持续性、稳定性、可预测性。故在实务操作中,保理人通常会要求债务人书面放弃抗辩权和抵销权。如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中,载明债务人放弃基于基础交易合同转让对保理人及证券化主体的抗辩权和抵销权,并由债务人予以书面确认。


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也支持了该种操作的合规性。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在《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确认书》中向保理人作出“不出于任何原因对该等款项进行任何抵销、反请求或扣减”的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债务人享有的抵销权和抗辩权,其立法目的系为保护债务人之利益不至因债权转让而受损害,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抗辩权和抵销权的行使享有选择权,其既可以对原债权人主张,也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即便债务人对保理人预先承诺放弃抵销权和抗辩权,其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未因此而消失,其仍然可以向原债权人主张相关的权利,并不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同时有利于促进保理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4]

 

从完善交易的角度提出的风险防范建议


在供应链ABS的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基础交易合同的有效性、底层应收账款的有效性上,债权转让通知及付款确认函是在争议解决的重要证据。从完善交易的视角来看,我们建议在产品发行阶段,ABS管理人及投资人应特别关注:


第一,ABS产品债权人的合法地位。


虽ABS产品SPV尚无独立法律地位,但管理人代表ABS产品行使权利,已为司法审判机构所接受。因此,根据债权转让的生效要件,ABS产品债权人的合法地位,依赖于《债权转让通知》已有效送达至债务人或经债务人确认。


根据目前的发行实践,债务人一般提供盖章版的回执对供应链ABS的两次应收账款转让均予以确认。如遇债务人无法用印的情况,我们建议,一方面重视交易文件的送达规则条款,明确送达生效条件;另一方面,如有条件,最好可以通过公证方式送达《债权转让通知》,避免邮寄凭证丢失或期限已过无法查询的风险。


在应收账款转让过程中,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一般是债权人。但《民法典》第764条[5]承认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转让通知的效力。因此,在供应链ABS项目中,如遇供应商数量众多,协调安排难度较大的,保理人可代替供应商在第一次通知程序中向核心企业发送通知,但保理人须表明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以供债务人审核。


第二,明确《债权转让通知》、《付款确认函》与底层资产之间的勾稽关系。


《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及其回执、《付款确认函》应当将对应的应收账款特定化。《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应将所对应的应收账款的基本信息予以详细记载,通常包括应收账款转让受让人、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金额及对应基础交易合同、应收账款回款方式、应收账款到期日等内容。一般而言,ABS资产池信息也应明确列示于《债权转让通知》及《付款确认函》或作为其附件。


针对底层资产的真实性以及有效性,《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及其回执、《付款确认函》应当承诺基础交易合同及交易背景真实、合法、有效,同时载明债务人放弃基于基础交易合同转让对保理人及证券化主体的抗辩权和抵销权。


第三,《付款确认函》的合法有效性。


在《民法典》确立的担保规则下,核心企业《付款确认函》的法律性质也可能影响其合法有效性。在单一债务人的交易架构下,核心企业实际为直接债务人,基于其已签署的基础交易合同进行付款确认,ABS产品或保理人作为外部债权人一般无须过多关注核心企业内部决策的合法有效性。但在核心企业关联公司作为直接债务人,核心企业出具付款承诺的架构下,核心企业实质上属于加入债务人。


对于债务加入是否须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在《九民纪要》出台前,并无明确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解释方法,认为公司债务加入承担的法律责任相较于保证责任更重,应参照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法律规定确定其效力。[6]


《九民纪要》及《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出台后,上述裁判规则以明文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定:《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7]的规定以公司名义加入债务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该行为的效力时,可以参照本解释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则处理。”


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如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法院需审查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即相对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如相对人为善意,则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


特别需要注意的,担保方如为上市公司,相对人可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担保方如为国有企业,也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国有独资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须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并由董事会决定。


综上,核心企业出具《付款确认函》,需参照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则履行决议程序,债权人应对公司决议进行合理审查,以考察核心企业债务加入的合法有效性。


结语


本文针对供应链ABS基础交易环节中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了重点分析,对于基础资产转让、产品端/证券端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我们将在如果供应链ABS违约了,怎么办?(下)予以探讨,敬请关注。

 


[1] 参见(2018)吉民再112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2018)最高法民终31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2019)最高法民申1533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71号民事判决书。

[5] 《民法典》第764条的规定:“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应当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43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550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22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00220号民事判决书。

[7]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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