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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智见微 | 国庆节谈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商标的保护范围——评“爱我中华琅琊酒”侵害商标权案
日期:2022/10/8

国庆节谈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商标的保护范围

——评“爱我中华琅琊酒”侵害商标权案

 

【裁判要旨】


涉案权利商标“中华及图”中的“中华”两字为公有领域、禁用性元素,商标所有权人并不因商标权而对其涉案权利商标中所含有的公有领域元素享有绝对的垄断权,禁用性元素亦不能通过长期的使用而具有显著性进而获得商标法的保护。因此,对涉案权利商标的保护范围应尽可能贴近注册的标识本身,而不能简单的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中華”二字。


【基本案情】


原告据以维权的商标

115507

19807398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徽公司)在第33类“酒”商品上依法享有第115507号及第19807398号“中華及图”商标专用权。因发现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琊台集团公司)所生产并销售、青岛琅琊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琊台销售公司)所销售的酒类商品瓶身、包装盒及信息中使用“愛我中華”并突出“中華”标识,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琅琊台集团公司、琅琊台销售公司销售被控侵权商品提供便利,因此起诉三被告并要求停止侵犯己方商标权、赔偿损失并合理支出100万元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琅琊台集团公司、琅琊台销售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包装盒、瓶身、瓶贴上使用“爱我中华”四字,该四字均置于上部居中部位的牌匾型装饰图形内,较为显著、突出,容易使得消费者用以识别商品来源,属于商标性使用行为。涉案商标由汉字“中華”“华表”图形及汉语拼音“ZHONGHUAPAI”三部分构成,汉字“中华”为涉案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但“爱我中华”短语与“中华”系存在联系但在音、形、义和结构上均不相同的语法单位,且被诉侵权产品包装盒与瓶身、瓶贴上突出使用了“琅琊台”或“琅琊台酒”的标识,因此涉案权利商标与被诉侵权标识不构成近似商标,琅琊台集团公司、琅琊台销售公司使用“愛我中華”标识并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综上,琅琊台集团公司、琅琊台销售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害龙徽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龙徽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琅琊台集团公司、琅琊台销售公司在包装盒等偏上中间位置使用了“愛我中華”字样,且“中華”二字的字体大小更为突出,在琅琊台集团公司网站,对商品的分类有“爱我中华系列”,被诉标识的实际使用方式起到了标识商品来源与提供者的作用,构成商标性使用。但涉案商标包含“中华”这一含有公有领域、禁用性元素,不应当允许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对其获准注册的商标中所含有的公有领域元素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对涉案权利商标的保护范围应尽可能贴近注册的标识本身,而不能简单的因为龙徽公司注册了含有带有特殊字体“中華”的图文商标而将其保护范围扩大到“中華”二字,且被诉侵权标识与两个涉案权利商标在文字组成、字体形象、构成元素、整体外观等方面具有一定区别,同时在考虑两个涉案权利商标含有公有领域、禁用性元素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二者构成近似商标。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峰锐评】


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任何一项知识产权相同,本质上都属于私权,该等私权的享有和形式均不得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商标法立法目的恰恰是在私权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求最大效益的平衡。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形也不例外,其立法目的在于禁止损害或可能损害国家尊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秩序、民族团结、宗教信仰等的标志或者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获准注册和使用。违反该项规定是商标注册的绝对红线,即不得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也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一旦经过商标审查程序或商标无效程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商标注册申请或已核准注册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条规定且相关决定、裁定生效后,商标申请人、注册人或他人继续使用的,由商标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可见商标法第十条是商标使用和注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而“同我国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作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首要禁注禁用条款,其与国家尊严紧密相连,不应被任何市场主体以任何方式所独占,更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更是进一步明确“对于上述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应当从严审查,慎之又慎,通过相关审查处处务会、商标局审查业务工作会议、商标局局务会议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务会议研究决定”。从前述规定的审查程序,更可见一斑。


根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规定,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国家名称”包括全称、简称和及缩写,“中华”系较为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之一。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列举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包括“中南海”、“钓鱼台”、“天安门”、“新华门”、“紫光阁”、“怀仁堂”等。从中,读者也可看到非常熟悉的已经被注册为商标,并有相当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商标。


作为这些商标,往往是形成于1982年商标法实施之前。而与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往往是形成于2001年商标法实施之前。按照历次商标法附则的规定,商标法施行前已经注册的商标继续有效。因此,该等特定历史条件下已经被核准注册的商标,仍然继续有效,仍然可被视为权利基础主张他人侵权。


但是这种主张,或者说商标禁用权范围,需要受到现行商标法的限制。即不得将公有领域和禁用禁注元素纳入禁用权范围,由商标权利人所独占,以保障公共利益与私权之前的平衡。换言之,商标显著性,也应体现于商标除禁用禁注元素或公有领域元素之外的符号元素。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就可以演绎出本案一致的结论:据以维权的商标,均是由繁体中文与图形、拼音组合形成的商标,其显著性体现于商标整体外观,而不能等同于其中文部分。这一点实际上与一般情况下中文部分具有商标显著性的中文与图形组合商标是完全不同的。商标侵权案件,实际上就是评价被控商标使用行为对商标显著性的侵害,如果被控商标使用行为仅是使用了与公有领域,甚至禁用元素相同或近似的汉字,不必然会落入该注册商标的禁用权范围。


为什么不必然?而不是肯定呢?因为还需要讨论被控侵权商标是否与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商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按照举重明轻原则,既然刑事领域已经构成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应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应被认定构成民事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等民事责任。对于那些仅对本文所述特殊注册商标进行细微改变使得两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被诉侵权商标,商标权人自然可以主张其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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