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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智见微 | 上级军委审计机关审计结论并不当然作为军民融合技术服务合同的结算依据
日期:2022/7/22

上级军委审计机关审计结论并不当然作为军民融合技术服务合同的结算依据

 

【裁判要旨】


技术服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一方以中央军委审计署经费审计报告主张合同价格虚高,并要求另一方返还相关价款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军事交通运输研究所(以下简称陆军交通研究所)与北京融通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公司)签订《军民融合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技术服务合同书》),约定融通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设计、研究并提供一系列的设计方案,第三方机构核算服务费后陆军交通研究所向融通公司支付。且融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在先,涉案合同签订在后。201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审计署中部战区审计局派遣审计组对涉案合同的相关经费进行了审计,认为涉案合同价格虚高107.57万元,2019年6月,陆军交通研究所遂向法院起诉主张返还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陆军交通研究所与融通公司于2013年9月6日签订的涉案《技术服务合同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陆军交通研究所在合同履行完毕后,依据其他审计报告主张涉案合同价款虚高并要求融通公司返还价款,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判决驳回陆军交通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陆军交通研究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融通公司应当根据新的审计结果,返还合同款。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陆军交通研究所与融通公司于2013年9月6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履行完毕后,现陆军交通研究院依据其单方新的审计报告主张涉案合同价款虚高107.57万元,并要求融通公司返还相应价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峰锐评】


《军队审计条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军队审计机构对军队单位的经济活动事项进行审计监督,包括物资采购、储备、供应、使用、管理、处置,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形成、管理和处置,以及资金的收付、存储、使用和管理等等诸多事项。在军民融合项目实施过程中,军队审计对于项目结算影响,包括对于技术开发等知识产权项目结算和支付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技术服务合同领域,以行政机关或军队审计作为结算依据,并不十分突出,但在建设工程纠纷领域却屡见不鲜,属于常见争议。作为合同纠纷领域最难的两个领域,建设工程纠纷领域的裁判规则,理应在技术合同领域得到贯彻。具体包括:


1、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果为结算付款依据的,应当予以支持。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6183号案件中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工程总价以政府审计部门审核造价为结算价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支持支付义务方“未经审计部门审核”为由的抗辩。


但是在支付义务方不配合或未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请求的,或者审计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出具审计结论的,法院为保障交易秩序稳定,通常准许当事人以合同约定价款、工程结算资料或鉴定评估结论认定相应的工程价款。比如广东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规定,“当事人约定以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审核、审计结果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的,按照约定处理。如果财政、审计部门明确表示无法进行审核、审计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出具审核、审计结论,经当事人申请,且符合具备进行司法鉴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工程价款”。


如果审计机关的审计意见存在不真实、不客观等情形的,依据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9条规定,在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纠正审计意见存在的额缺陷。如果上述方法不能解决的,应当准许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当事人虽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付款依据,但双方就结算款项另行达成一致确认应付款项的,审计机关审计报告一般也不影响结算协议的效力。如最高法院公报案例(2012)民提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结算协议确认了工程结算价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做出的审计报告,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的效力。


那么如果合同中仅约定“结算款须经审计”、“结算款按照最终用户审计为准”等,并未明确约定将审计机关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如何认定呢?同样前述公报案例(2012)民提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在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的方式,认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已经同意接受国家机关的审计行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甚至要求以审计机关审计结果确认结算款,要明确具体的审计机关或审计机关的选定方式。


需要提示的是,技术合同往往不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样拥有较为详细鉴定标准、规范及基础,技术开发一方投入成本绝大多数来源于技术人员的智慧付出,很难具化和量化,第三方机构很难开展鉴定工作,即便开展其鉴定评估客观性和准确性无法保障。因此以双方约定结算价款或行业标准规范,甚至如同本案一样根据主管部门指导性定价标准等确定性依据,作为最终结算依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2、合同未明确约定以审计结果为结算付款依据,审计结果一般不应作为结算付款依据。(2001)民一他字第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强调“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事实上,《军队审计条例》并没有如同早先一些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定一样,载明审计结论作为双方工程竣工结算依据[1]。全国人大法工委2017年作出法工备函(2017)22号复函明确指出“地方性法规中直接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限制了民事权利,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应当予以纠正”,要求各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清理纠正。2020年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11条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进一步强调审计结果不必然成为双方结算依据的法律规则。技术服务合同属于一种特殊的有名合同,在军民融合大背景下,军民两类体系下技术服务合同,在知识产权归属、保密义务、许可使用等方面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在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支付方式上并没有与民用领域下技术服务合同有不同的规则,仍然是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的。

 

注释:

[1] 如2012年《北京市审计条例》第23条、2012年《上海市审计条例》第14条、2015年《浙江省审计条例》第27条、2014年《四川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例》第26条、2005年《安徽省审计监督条例》第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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